余清芳

余清芳有好幾個別號:余清風、余滄浪、余春清、徐清風,一般都稱呼他為「余先生」。他有這麼多別號,可能是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余清芳是高雄縣路竹鄉人,生於公元一八七九年,父親的名字叫做余蝦,母親名余洪氏好,都是閩南人。余清芳幼年就很聰明,在六、七歲時曾入私塾讀書,但在十二、十三歲時,因父親過世、家中貧困,所以中途輟學。他先是到台南廳左營庄曾紹房的米店當幫傭,後來又轉到林姓雜貨舖工作,以奉養寡母。
在許多有關余清芳的研究著作中,經常強調他從一八九五年就「懷著亡國之恨,毅然投身武裝抗日的行列」,事實上,從他的一些行事來看,和上述描述有相當大的差異。舉例來說,在一八九0年代後期,他曾經利用晚上的時間進修過日語,並且在一八九九年七月擔任台南縣巡查補的職位,也就是說,他在殖民政府中擔信一項職位。他之所以這樣做或許是為了孝敬母親,因此隱藏自己的情感,但是也不能排除這是他為自己的未來做人生規劃的可能性。究竟那一種才是事實,恐怕永遠是一個謎團。不過,從以下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余清芳似乎並不是一個非常可靠的人物,他擔任台南縣巡查補才一年,就因涉嫌詐欺而被解職。到了一九0二年,他又復職,擔任鳳山縣巡查補,但在此二年之後,他又因受行政告誡而辭去職務。在此之後,他到台南縣關廟鄉關帝廟區役所擔任書記雜職。整體來講,余清芳一生遇到不少挫折,這或許可以解釋他
被補之後的照片中既疲倦又落魄的樣貌

余清芳的的人格特質之一是他的宗教信仰,在一九0四年前後,他就開始經常出入台南、高雄等地區的齋堂與鸞堂,學會了如何扶乩(扶鸞)。雖然許多學者認為余清芳「有意無意地將抗日情緒宣達在神佛旨意上…借宗教的無形教義,提昇會友的抗日意識」,不過他早期所參與的宗教活動似乎沒有明顯的抗日色彩。直到一九0八年,他加入了台南開元寺一位出家人以及嘉義、台南地方菁英所創立的「二十八宿會」之後,這種情形開始有了轉變。就性質上來說,二十八宿會比較接近所謂的「秘密社會」,它的目的是為了推翻日本殖民政權,同時具有非常濃厚的千禧年與救世主信仰,也重視「符法」──即透過吃齋等修行培養操作護身符的特異功能。這些信仰與實踐在吧哖事件的動員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雖然創辦二十八宿會的人有意發動武裝抗爭,但是他們的動員能力好像不太強。一九0九年一月,日本警察偵破該會,余清芳等人因為沒有採取實際行動,所以沒有依匪徒刑罰令被判處極刑,而以「流浪者」的罪名,被押送到台東流浪漢收容所管訓。在管訓期間,他因為表現良好,所以在一九一一年十月被釋放返回家鄉。回到家鄉的余清芳先在岡山一家日本保險信託代理店工作,擔任保險勸誘員。他個性豪爽,喜歡交朋友,見識廣闊,所以很適合這種工作。可惜這種安定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很久,兩年後,他的老闆就去世了,他也就離開這個工作,開始自立門戶,在岡山開了一家販賣酒類的專賣店。不過,由於專賣店生意清淡,余清芳只好在一九一四年到台南府城,以「邱九」的名義開設「福春碾米廠」。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到了台南之後,他經常到碾米廠附近的著名廟宇西來庵去拜拜,也認識了後來和他一起策劃吧哖事件的「哥哥」:大目降(台南縣新化鎮)富豪蘇有志(1863-1915),以及在大潭庄(台南縣歸仁鄉)頗有聲望的鄭利記(1870-1915)。他們和一些府城的地方菁英如台南市舉人王藍石(1853-?)經常在西來庵舉行扶乩儀式,並且印了一本名為《警心篇》的善書。余清芳、蘇有志、鄭利記等南部首腦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被判處死刑,而在九月二十三日被處死,其中只有王藍石被判無罪。

余清芳、蘇有志、鄭利記三人發動武裝抗爭的動機是什麼,始終不是很清楚。余清芳雖然學過日語,也替日本人做過事,但是一直很不順利,甚至於還被監禁管訓。蘇有志的父親蘇振芳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富商,他有三個兒子,蘇有志排行第三,所以被人稱呼為「三頭」。由於蘇有志善於經商,名聲也不錯,所以殖民政府聘請他做「台南廳參事」(類似今日的秘書)。一九一一年,蘇有志招集碾米業者共同創立規模宏大的米穀公司,做米穀的外銷生意。這個米穀公司的工廠每天可生產每包150公斤的糙米100餘包,蘇有志又經營得法,而成為台南廳下數一數二的大商人。在此之後,他又和日本商人合夥經商,因不諳股票的操盤,終於吃了大虧,也有人說他是被騙的。不管如何,蘇有志因為負債,不得已將所有田園變賣,以償還債務,這應該是種下他對日人的反感的主要原由。在此之後,他的興趣轉移到宗教事務,開始參加西來庵的扶乩儀式,也成為正鸞生。
鄭利記曾經擔任區長的公職,後來因私事而離職。一九一0年間,他到了台南市而成為西來庵廟主要信徒,做了副鸞生。鄭利記和蘇有志同為西來庵董事,二人又是好朋友
,蘇有志拉鄭利記結成同盟,要他負責會計、出納方面的工作,他們在西來庵和余清芳共同形成另類鐵三角。不久之後,他們又透過余清芳的朋友張重三(1873-1915)認識了另一為關鍵人物,即志同道合的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