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吧哖事件對於住在台南、高雄縣山區的一萬多村民所造成的影響,則是前此的研究較少人注意的課題。就日本殖民政府的立場來說,由於一九一五年及往後幾年這些地區的農作收成還不錯,所以這次武裝抗爭對於政府的統治權及經濟利益並未造成負面影響。不過,從當地居民的角度就有很不一樣的看法。如果細讀當時的史料,就可以找到不少線索,根據一九一五年十月一名日本新聞記者所撰寫的報導,描述吧哖事件發生的十五村庄裡,仍然能夠看到戰火的痕跡,如許多樹木被子彈貫穿等情形,甚至這名記者所乘坐的轎子也有七個彈孔。因為房屋被燒燬的情形十分嚴重,所以許多村民只好住在臨時搭建的草寮裡。讓這名記者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當地的小孩一看到日本人就會閃躲,而他在村中到處行走,幾乎看不見任何成年男性,甚至於有的村庄被當地民眾稱為「寡婦村」。
整體來說,從十五村庄在
吧哖事件前後人口數的增減情形看來,除了崗仔林庄、中坑庄、阿里關庄的人口呈
現負成長之外,其他的村庄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都有微幅的正成長。簡單地說,呈現正成長的村庄每年的人口增加比例多在5%以下,平均每年人口增加比例為1.6%。若將上述呈現負成長的三個村庄計入,十五村庄前五年的人口平均增加比例僅為1%左右。但從一九一五年七月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村庄的人口總數大幅減少了三分之一,尤其在一九一五年這一年,除了芒仔芒庄之外,每個村庄的人口減少了10%以上。其中最為嚴重的村庄是阿里關,它的人口減少了61.2%,主要的原因是許多外地來的單身腦丁在吧哖事件後紛紛逃回家鄉。此外,因吧哖事件而人口大量減少的村庄有大邱園 (38.7%)、沙仔田 (30.1%)、內庄仔庄 (30%)、竹頭崎 (28.6%)、竹圍 (27%)、南庄 (24.8%) 以及菁埔寮 (24%)。不僅如此,而且這些村庄的人口很難回到原有的水準,甚至於到了一九一九年仍然在減少中,而要到一九二0年代才開始有復原的情形。("玉井鄉人口變動圖", "左鎮鄉人口變動圖", "南化鄉人口變動圖", "甲仙鄉人口變動圖")
至於眾所關心的死亡率問題,也只有透過當時的戶口調查和戶籍資料才能有明確的認知。根據戶籍資料,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間,十五村庄的死亡率平均為1% 到 5%。但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短短半年內,竹頭崎的死亡率暴增到27.3%。其他村庄的死亡率也很高,如南庄的死亡率增加到19.1%、竹圍的死亡率增加到16.1%、沙仔田的死亡率增加到15.7%、內庄仔庄的死亡率增加到14%、菁埔寮的死亡率增加到13.4%等等。即使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的死亡率,也在 4% 8% 之間,("玉井鄉死亡人口比例圖", "左鎮鄉死亡人口比例圖","南化鄉死亡人口比例圖")由此可見
吧哖事件對於當地人民生命安全的衝擊有多麼地嚴重,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除了許多人在戰鬥過程中陣亡,或在日後搜捕的過程中遭到殺害之外,有很多人被禁錮在衛生條件不是很好的室內空間內,再加有的人曾經被嚴刑逼供、虐待過,使得嫌犯的健康大受影響,有人甚至很快地就死在監獄裡。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間,總共有287名嫌犯獄中死亡,死亡率高達36.4%
就男、女比例來說,
吧哖事件前十五村庄中平均男、女性比例為54:46,事件後則反倒為44:56,與事件之前相差10%。("十三庄性別比例圖")從鰥寡人口的男、女性比例來看,當時台南、高雄縣山區的男、女性比例平均值為38:62,而事件後十五村庄的男、女性比例平均值則為 19:81,相差將近20%("十三庄鰥寡比例圖")。因為十五村庄的成年男性中,有很多人被殺害,或者是因此事件入監服刑,所以這些村庄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的出生人數皆較事件前五年的平均出生人數為低,尤其是一九一六年出生人數銳減的現象特別地明顯。一九二0年四月,大目降公學校菜寮分校(現左鎮國小前身)創校時,入學一年級的學童六十多名,而內庄仔庄竟然沒有入學的學童。
面對
吧哖事件後的巨大改變,許多寡婦也不得不改嫁,尤其是嫁到附近沒有收到波及的村庄的情形特別多。以南庄為
例,自一九一五年七月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改嫁的三十七名寡婦中,有三十二人是嫁到附近的村庄,佔了86%。同一時間內在菁埔寮改嫁的五十七名寡婦中,有三十八人嫁到附近的村庄,佔了67%;竹頭崎的統計則在改嫁的二十八名寡婦中,有二十名嫁到附近的村庄,佔了71%。後來當地出現這麼一個傳說:日軍警在「吧哖慘案」中,幾乎屠殺了吧哖地區的男人,家中沒有男人,有些事情的確不方便,為讓不少喪偶或待字閨中的少女「招翁配婿」,所以從外地招募不少男人入贅到吧哖。但由於當地女性心目中的好男人不多,因此將這批男人一一裝進麻袋,然後由當地女性抽簽決定「誰配誰」。
不管這個傳說的「真相」究竟如何,它至少反映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這幾個村庄如果要生存下去,必須依賴當地女性的努力。可惜的是,前此關於
吧哖事件的口述歷史計劃全以男性為其訪問對象,從未訪問過當地的女性。為了彌補這個缺憾,在二00一年這一年,我和兩名助理邱正略、黃萍瑛訪問了五
位曾經目睹過吧哖事件的老阿媽,包括陳李專員、黃陳換、黃宋菊、盧胡彩以及江定的孫女陳王愛。事件發生時,她們都在躲避子彈,也看到親人被殺害或抓走的情景。根據她們口述,剩下沒有改嫁的寡婦、和先生被抓去的太太們一方面自己種蕃薯過日子,一方面在外面做工,透過女性副業 (如編織麻袋) 來賺錢養家。如果能夠存一點錢,每到過年期間就到監獄去探視她們的親人。經過這些艱苦的歲月,比較幸運的人終能熬到一九二七年昭和天皇登基之時,又頒佈一次「大赦令」,沒有死在監獄的人終於被釋放回家。這些男子雖然在獄中學過一些工作如木材工等,但是回家之後發現這種才能並不管用,因而仍以耕田過日子。據說,回來的男人中,如果是已婚的就跟妻子團圓;如果是未婚的還是可以娶到太太,但通常要是入贅婚。大致上說,這些人雖然坐過牢,但是並未因此被排斥。不過也有一傳說,稱他們的小孩會被別的小孩欺負。
部分幸運逃過一劫的村民也透過許多方式來紀念他們遇害的親友。根據南化耆老所述,有一名村長叫張洙泗,他在
吧哖事件過後不久,為了弔念受害者邊掉眼淚、邊燒香膜拜。此外,有一些村民在發生過屠殺的地方偷偷地蓋了「三片壁」式的小祠堂,有一點類似供奉有應公或萬善爺的小祠堂。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這些村民就更能名正言順地進行許多紀念活動。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式是建立紀念碑,一九七七年台南縣政府在南化鄉建「吧哖抗日烈士紀念碑」,在一九八一年又在玉井鄉虎頭山樹立「抗日烈士余清芳紀念碑」。二00三年,玉井鄉也建了一座吧哖事件紀念公園。不過,最具有意義的紀念方式為可能是建立廟宇,供奉死難者的靈位。,包括台南縣玉井鄉二所、左鎮鄉二所、南化鄉二所,和高雄縣甲仙鄉一所。("忠烈祠 -- 余清芳等人金身","芒仔芒忠烈祠","忠魂塔", "懷恩堂","風空忠義廟")